毛泽东是党内调查研究的倡导者、实践者和集大成者。在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不断同教条主义、机会主义作斗争，通过严密高效的调查研究、情报搜集、分析研判，多方面、多层次、多手段地获取战场信息，及时准确地掌握战场态势，作出正确军事决策，采取灵活机动策略，书写了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得意之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启示。

一渡赤水：土城战斗的被动与毛泽东的抉择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中央红军的失利“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会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党内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得到了部分恢复，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思想上依然没有根治”，“博古等人也保持着他们的错误主张和错误活动”，这种工作上缺乏全面掌握实际情况的倾向，成为在之后“一段时间内束缚着红军的军事教条主义的一种‘惯性’行动”，最终在土城战役中表现出来。

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北渡长江，争取赤化四川。26日，中央红军在行进中，受到川军潘文华两个旅进攻，前进受阻，同时情报显示郭勋祺两个旅由土城以东尾随追击，红军决定在土城郊外的青杠坡设伏阻击，土城战役打响。

在没有全面掌握土城战场的周边情况下，红军便将前来追击的川军“模范师”郭勋祺部视为类似于“一杆火枪，一杆烟枪”缺乏战斗力的黔军。更为严重的是军委二局截获川军潘文华26日的电报，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6000多人，但是实为6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以至将伏击战打成了拉锯战、消耗战，激战数小时，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未能全面把握客观环境状况和敌情，是造成土城之战被动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后来总结了三条教训，其中一条就是：“敌情没有摸准”。

当时，敌人援兵不断，红军恐被围困，紧急关头，毛泽东获得军委二局破译的最新准确信息。破译的密电表明，青杠坡周围已经布满敌军，整个战场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了解此情况后，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当机立断，建议红军迅速撤出战斗。红军从土城、猿猴场（今元厚），分三路渡过赤水河，跳出口袋阵，这就是“四渡赤水”的第一渡。

土城之战虽然开始失利，但该战役的被动局面由毛泽东所指挥的一渡赤水所化解，体现了毛泽东“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灵活机动”战术思想的优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红军在青杠坡战斗中陷入被动时不冒险、不硬干，而是立即了解实际情况，灵活机动，避开强敌，使部队主力得以保存。

二渡赤水：“鸡鸣三省”会议与作战思路的转向

红军一渡赤水后，在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决定，张闻天正式接替博古负总责，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并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重新拥有了中央红军的军事话语权。张闻天在长征初期已接受并认可毛泽东，遵义会议时更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此时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

毛泽东在组织和军事指挥上的地位都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有助于进一步排除当时党内一些人残留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氛围”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中央红军重新确定了以实事求是和高度的灵活性为特征的新的作战思路，特别是“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中各个击破”等符合当时红军实际情况的卓有成效的作战方针。在此思路下，毛泽东了解到，贵州兵力空虚，决定回师东向，打黔军一个措手不及。为达至这一战略目标，中央红军彻底放弃“大搬家式的”行动方式，对部队进行整编，干部层层下放，充实基层，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在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再次进入贵州。2月24日，红一军团占领桐梓后，险峻的娄山关就成为中央红军进取遵义的最大阻拦。娄山关异常险峻，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根据情报，关隘由3个团的黔军据守，如若硬攻，部队肯定要付出很大代价。在此情形下，红四团贯彻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从一位老猎人处了解到从板桥到娄山关，除了一条公路外，还有一条无人知晓的羊肠小道。依托此情报，红军抄小道配合正面进攻，先后歼灭和击溃黔敌4个团，攻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了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最大胜利，连蒋介石也承认这是‘国民党军的奇耻大辱’”，作战形势开始发生有利于红军的变化。

三渡赤水：苟坝会议的坚持与鲁班场的佯攻

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广大红军将士士气大增，蒋介石气急败坏，他急调40万军队从四面逼近红军，妄图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围歼”在遵义、鸭溪、枫香狭窄地带。

红军二渡赤水后的一系列胜利，是以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准确信息为基础的，但调查研究之风仍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致电中央说，打鼓新场仅驻扎一个师的黔军，建议进攻歼灭之。中央和军委高级领导人在苟坝开会研究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一方面“在遵义战役大捷的鼓舞下，大家希望多打胜仗来创造云贵川三省地区根据地，求得生存，再图发展”，另一方面“因得到的情报显示，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双枪兵’，绝对不是红军的对手”，但毛泽东持反对意见。毛泽东的坚持源自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毛泽东事前已经派战士化妆成盐商去打鼓新场调研，得知打鼓新场城墙坚硬，中央红军所在地到打鼓新场有80多里路，要走近一天时间，而军委二局破译的情报，表明打鼓新场一带聚集了大量敌军，一旦红军行动，敌人很快会知道我们的意图，周围敌人会马上增援打鼓新场，红军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另一方面，毛泽东有“地方同志”的信息支持。1935年1月底或3月期间，卢志英在毕节活动频繁，“对薛岳、王家烈及滇军的驻防，甚至毕节周围，包括打鼓新场的山川形势都做过详细考察”，印证了军委二局的情报。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争论很激烈。张闻天提出举手表决，毛泽东知道举手表决的话，自己是少数，于是不惜辞掉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也要坚持己见。但是会议还是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意见，并决定毛泽东的职务由彭德怀代理。毛泽东被取消职务后，没有因为丢官放弃责任，他凭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深夜打着马灯步行数里来到周恩来的住处，说服周恩来，而后一同前往说服朱德。此时，军委二局电报表明，打鼓新场敌军已在运动，企图布好口袋阵，等着红军往里钻。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放弃进攻打鼓新场，并恢复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同时苟坝会议上20多人开会暴露了当下军事决策的弊端——陷于争吵、效率低下、贻误战机。因此，苟坝会议后，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全权指挥中央红军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下，这就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这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斗争实践中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地位已经得到进一步确立”。

放弃攻打打鼓新场并未解决红军被动局面。此时，根据情报显示，“诸敌已步步迫近。红军活动范围日益缩小。中革军委为争取最后战机，毅然决定向周浑元部盘踞的鲁班场发起进攻”。但敌守军缩在坚固的碉堡里不予决战阻击待援，红军激战一天未能达到目的，于是当机立断，在当晚迅速退出战斗。

鲁班场攻而未克，使毛泽东看清了想在川滇黔边建根据地的不可能，同时想要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也不可能，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也不可能。于是决定走贵州、云南，在金沙江上游渡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为顺利实现战略意图，必须掉头西进，于是中央红军3月16日从仁怀县茅台镇三渡赤水，再进四川古蔺。

四渡赤水：全面掌控战局与彻底转向主动

红军三渡赤水后连施“三计”，让蒋介石断定红军“已是强弩之末”“走投无路”，只能从泸州宜宾之间强渡长江，故急命令各部队全速奔赴古蔺“合剿”。3月21日，在蒋介石合围部署还未完全实现，红军突然掉头，再次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一带秘密、迅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回到贵州。

由于中央红军对整个战场信息的全面把握，形成了“敌在明，我在暗”的战场单向透明。当时国民党军获取情报主要靠飞机侦察和地方报告。当时飞机侦察技术虽然先进，但四渡赤水地区经常是雨雾交加，所以飞机侦察作用不大。而地方报告经常不准确，队伍规模摸不清，动向查不明，情报上报迟缓，使国民党军队经常无所适从。

而中央红军的机要工作，是革命战争年代，调查研究能够使用的唯一高科技，由中央情报二局的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情报密码破译高手保障，他们对蒋介石中央军的密码是烂熟于心。而川军、滇军密码由红四方面军情报密码破译高手蔡威、宋侃夫等破译，这使得毛泽东对敌情了如指掌（“打着灯笼走夜路”）。因此在红军“飘忽不定”的行踪面前，国民党军队“举止失措、章法大乱”。

至4月7日，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已佯攻龙里，逼近贵阳东面，有一个团甚至已经绕到贵阳南面的花溪附近。由于贵阳守备空虚，一个威逼贵阳的态势已经形成。“蒋介石在惊恐之余，乖乖地按红军统帅部的‘指示’，急调滇军驰援贵阳”。这正如毛泽东在红军南渡乌江之前所言，“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趁滇军驰援之际，红军直扑皎平渡，5月3日开始昼夜抢渡，终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在战略上彻底从被动转为主动。

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完成战略转向、取得战役胜利有力印证了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历史经验，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基本功”，坚持“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增强调查研究能力，掌握调研方法，走好群众路线，植根人民立场，聚焦突出问题，找准症结，提实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