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纪律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践场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从严治党的重要方式。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是党的一项光荣传统，为党在长期斗争中，尤其是历史转折进入关键时刻赢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渡赤水战役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军事上的较量，其军事胜利的背后，实际上是长征进入关键的历史时刻为实现北上战略意图，一个年轻政党用严明纪律赢得战略主动的胜利。

 严守政治纪律是关键

 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是党长期注重政治纪律建设，不断探索和形成良好政治原则和政治规矩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特别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并根据现实斗争形势的变化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必要性。1927年由于国内斗争形势急剧变化，中共五大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首次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页)。这是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政治纪律”这个概念，是为增强自身力量而展开新的斗争的主体自觉和实践自觉，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从此拉开了探索政治纪律建设的帷幕。同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审定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明确“只有最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够增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所必具的最低条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50年5月-12月)，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642页)。1929年12月，古田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因此，四渡赤水战役能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重重包围中展现出炉火纯青的运动战军事思想，能够在万千变化的战场态势中取得辉煌战果，从根本上得益于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得益于古田会议所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政治纪律原则。

 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必然要求需要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武装起来的强大政党的领导，只有最严格的政治纪律才能保证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才能凝聚起强大的战斗力。在川黔交界处四渡赤水打运动战，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必然需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四渡赤水战役期间，军情瞬息万变，为寻求突围，中革军委下达数十道行动命令，红军在崇山峻岭间来回迂回转移，非常疲惫，进行大小战斗30多次，几番陷入险境危局，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广大红军将士始终坚持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上到下没有抗命不遵，这就为中央红军成功跳出包围圈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因此，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不仅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的胜利，更是党对政治纪律建设的早期探索上的一次高标准和高强度的实战检验。

 严守组织纪律是基础

 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是党长期注重组织纪律建设，不断探索和形成党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的胜利。党的组织纪律中最根本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就是严格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尽管民主集中制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首次正式系统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在延安时期开始的。事实上，在四渡赤水战役之前，党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探索就已经形成了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基本轮廓。毛泽东同志强调：“下级党部绝对服从上级，党员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页)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一种领导艺术、组织艺术，更是一种开会艺术，红军军队人员的组成成分是复杂的，军队中还夹杂着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甚至在遵义会议之前在中央决策层内还存在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错误，但民主集中制的存在，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通过开会等方式有效解决问题，因为党的组织纪律之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因此，遵义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及时纠正了教条主义在党内军内的统治地位，开始逐步形成了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为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一个良好的组织基础。

 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有赖于党对组织纪律的探索以及所形成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在党内形成的一种优良组织惯性，成为广大党员干部所牢固坚守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使集体通过的决议能够得到有效地贯彻和执行。中央红军在一渡赤水后，在四川泸州叙永县召开“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会议研究决定由张闻天同志接替博古的工作，从而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问题，根据彼时张闻天同志夫人刘英的回忆，博古并没有受到凯丰挑唆不要交权的影响，而是严格遵守会议决定，果断地交出了权力，进一步促进了红军集体领导体制的完善和优化。

 在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军事行动效率最大化的实现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成立。二渡赤水时，中革军委围绕打鼓新场到底打还是不打引发激烈讨论，唯毛泽东一人不主张打，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但在“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意见被表决否定，还失去了刚被任命不到一星期的前敌总指挥职务。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因此，为解决现实斗争形势下如何保证集体领导权威的同时，坚守组织纪律，实现军事效率最大化的问题，根据党的组织纪律原则，结合实际，成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三人团”统一指挥军事行动，这也确保了三渡、四渡赤水军事指挥的顺畅进行。新三人团的成立是在四渡赤水战役特殊时期的伟大创举，是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灵活运用，同时也说明党探索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纪律和原则，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严守群众纪律是重要保证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群众纪律建设工作，不管是领导并开展工人运动还是进行革命战争，反复强调的群众纪律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28年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工农革命军部队颁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探索群众纪律建设工作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为开展党的群众工作，践行群众路线，保护群众利益作出了规范性的标尺作用。在苏区时期“自带干粮去办公”就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和自觉行动，充分保证了“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作斗争，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

 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是党长期注重群众纪律建设，不断巩固和发展良好党群，军民鱼水关系，形成坚实群众基础的胜利。四渡赤水之战能够在党和红军面临危急存亡之时转危为安，化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与当时广大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密切相关，这得益于党对长期斗争中形成的群众纪律的严格遵守和执行。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党纪军纪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还竭力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红军在赤水河流域来回穿插和运动的同时，严格落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击地方劣绅恶霸，沿途经过的寨子、村落、场镇等地区所进行的经济活动，都要确保公平公正，保障群众利益。严格遵守并执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创造出“营盘山上桔子红”“萝卜坑里放银元”“三个铜板”“两张字条留粮缸”等传世佳话，结成了军民团结一心，鱼水相融的深厚情谊，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的良好局面，为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四渡赤水，兵贵神速，出奇制胜，不仅在于红军战士顽强的战斗意志，还在于广大群众的竭诚帮助，在四渡赤水行军途中，泸州古蔺、叙永百姓腾出房屋、院墙为红军提供住宿；当需要渡河时，又拆除自家门板，提供船只，搭建浮桥，助力红军过河；当红军伤病员需要救治时，也是群众提供便利，这种军民之间的有效联动，是党的群众纪律作用的结果，也是决胜四渡赤水战役的关键因素。在革命战争史上，我党我军从不畏惧深入敌后，从不畏惧无后方作战，严明的群众纪律是党和红军敢于进行无后方作战的坚实底气，四渡赤水地狱级难度的通关标准在长征时期就已然论证了群众就是最大的后方，最可靠的根据地。

 在新时代新征程新的赶考之路上，仍然面临着在变局中开创新局的历史任务，四渡赤水战役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提供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智慧，变的是党和红军不断增强的领导力、凝聚力、组织力、群众中的公信力，不变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永恒课题，始终保持严明的纪律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党的一项优良传统。在历史中寻求与时代的对话，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探索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四渡赤水战役胜利的纪律密码，更是新时代走好新的长征路的智慧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