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发生在我们泸州的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央红军自战略转移以来，经历的最危急的时刻。生死关头，毛泽东带领3万缺医少药、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与40万敌重兵生死较量，摆脱被动挨打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回望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四渡赤水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铁的纪律密不可分。深入研究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中党的纪律建设，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更加深刻地领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弘扬纪律强党的优良传统，传承纪律严明的红色基因，深入推进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严守政治纪律，讲政治、守规矩。  

  四渡赤水期间，广大红军将士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自觉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融入军魂，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比如，“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的“博洛交接”，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讲政治、守规矩，严守政治纪律的生动体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并非一蹴而就，遗留了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正确的组织路线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如中央常委分工。这在遵义会议上是没有完成的，直到1935年2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叙永石厢子召开“鸡鸣三省”会议，才落实了中央常委的分工。当时，要取消博古最高负责人职务是违背《共产国际章程》的，属于严重的“越权”行为。有关人员，甚至整个党都面临着共产国际的严肃追责。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博古还是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人都十分清楚。不到万不得已，任何人都不会和共产国际“对着干”。然而，此时我们已经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为了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急需一个坚强统一的党中央。为了团结大多数，毛泽东力主张闻天接替博古。周恩来在石厢子与博古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他说，目前党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博古说，在党的最高原则面前是没有什么不能放弃的。当时虽然有人在背后叫博古不要交“权”，但是博古以坚定的信仰、无我的担当，“服从政治局多数人的决定，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博洛交接”时，博古才28岁，毛泽东42岁，周恩来37岁，洛甫35岁。他们有着不一样的经历、性格、见识，但他们当年每一个人的取舍与担当，都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局意识，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讲政治、守规矩，严守政治纪律，所有人都不计较个人私利，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最终使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平稳交接，开始建立起一个团结、统一、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四渡赤水取得胜利。

  又如苟坝会议。1935年3月10日1时，在平正、干溪一线活动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急电中央，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歼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3月10日白天，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与会者均赞成采纳林、聂的建议，只有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指出，破译的敌电表明，蒋介石在贵州的大部分兵力都在打鼓新场及其近旁，并计划在此聚歼红军，打打鼓新场是啃硬骨头，搞不好会落入蒋介石的圈套，陷入敌人5个纵队的围攻，遭受土城战斗那样的败局。但是与会同志们仍坚持要打打鼓新场。3月11日晚，苟坝会议进行民主表决，结果只有毛泽东一票反对打打鼓新场，会议通过了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不计较个人得失，提着马灯走三里多夜路找到周恩来。讨论中获悉情报，敌人已有近100个团向打鼓新场运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终于说服参会人员放弃打打鼓新场，再次挽救红军。在这里，毛泽东服从组织决定，遵守政治规矩，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挽救红军坚持真理。而其他中央领导，开始坚持打打鼓新场是认为能够打赢，后来全部同意放弃打打鼓新场也是为了党和红军。没有个人恩怨，没有私利计较，只有为了党和红军命运的休戚与共。这些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自觉以党的大局为重，坚持党性原则，坚决服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严守群众纪律，遵纪爱民、秋毫无犯。

  长征出发前，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就要求“要耐心教育每个战士，绝对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不强买，不乱打土豪，不侵犯群众利益，与群众发生亲密关系。严厉处罚破坏纪律、违犯阶级路线的分子，每连队宣传队布置时，应实行进出宣传与检查纪律。”进入遵义前，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明确“红军所到之地，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红军是有严格纪律性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1935年1月8日，总政治部又专门发布《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其中规定“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特别强调“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并在《红星报》上总结以连排为单位自挖厕所的经验。蒋介石曾就“关于红军对人民毫无骚扰，应严饬所属爱护民众”，专门给刘湘、潘文华电：“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当时是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红军在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之中，对人民的利益都能够考虑得如此细致入微，足可见红军忠诚为民的情怀。

  再如，“三个铜板”的故事。1935年2月3日，农历大年三十，红军中央纵队到达叙永石厢子，毛泽东就住在村民肖有恩家。2月5日上午，部队离开石厢子，临行前，毛泽东执意给肖有恩留下3个铜板，当作吃饭、借宿的费用。还有“营盘山上桔子红”的故事。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二师长征渡过赤水河兼程疾进，穿过人烟稀少的官山老林进入叙永县境内，激战三岔河，攻打叙永县城。途经营盘山时，正值桔子成熟的季节，红军纪律森严，“不摘霜桔一个红”。这个故事口口相传，成为这一带老百姓教育子女的“活教材”。60岁的穆布学从小就听长辈讲红军经过营盘山的故事，“在我们小时候，丁二伯娘就教育我们，不能乱拿别人的东西，当年红军到营盘山的时候，饿得心慌，都没有人摘山上的桔子吃”。充分体现了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纪律是从领袖做起的，是以上率下，官兵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四渡赤水战役充分说明，越是在历史危急时刻，越是要积极、有效地开展纪律建设，将党锻造成为一个内部高度统一、团结一致，外部纪律严明、深得民心的政党组织。这是一条重要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