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泸州市图书馆里，藏有一部珍贵的红色文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法典（电子版），全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典》（第二集）。这部法典是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期间第三次渡过赤水河时，为感谢收留他们的王政坤而留下的。法典汇编了涉及劳动、婚姻、土地等方面的7部法律法规。我们今天熟知的社保、婚姻自由等内容在这部法典中都有体现，这部法典是完备国家依法治国的一次伟大探索，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政权初期，便高度重视依法治国，里面法律条文的制定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

这部苏维埃法典只是“四渡赤水”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践行法治的一个缩影，从“四渡赤水”一路走来，法治伴随着国家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习近平法治思想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基础，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的理论成果一脉相承，从中国国情出发所形成的指导新时代法治建设实践的伟大思想。“四渡赤水”期间的法治实践与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实践逻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都强调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一、从民主集中制的恢复与发展看　“坚持党对法治工作的全面领导”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它既是一种政治原则，也是一种组织原则，体现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这种制度的核心在于结合民主与集中两个方面，既要保证党内的民主，又要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长征启动之前，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构成的“三人团”握有党和红军的最高权力。他们的管理方式却并未遵循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严重忽视，导致了中央集体领导的权威性被大幅度削弱。就连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长征计划，也没有经过政治局的讨论，而是由三人团单方面决定。

长征开始后，博古和李德继续独揽军事指挥权，其权威性无人质疑。即便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人提出的许多合理建议，也被他们轻易否决。这种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一直持续到通道会议，直至猴场会议才得到了实质性的解决。

通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央高层首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他们的主张被否定后，做出了转兵贵州的重大决定，这也标志着实现战略转移的第一步。尽管最高三人团仍然握有党和红军的最高权力，党内政治生活依然充满挑战，但通道会议却能够坚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是党的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正因为通道会议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并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实现了通道转兵，才有了接下来在黎平、猴场和遵义分别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也为我们党的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基础。

“四渡赤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集中优势兵力、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及充分发挥民主决策的原则，最终成功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为红军的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即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集中的决策，并在集中的指导下保证了民主的实现。在这场战役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升，同时也为后来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习近平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最大制度优势，是确保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民主集中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即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正确的集中，并通过健全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确保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此外，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坚持党的领导”也是对民主集中制的一种现代诠释。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民主集中制不仅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通过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同时也通过民主集中的方式，集中全党全国的智慧和力量，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

二、从群众路线的深化与实践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

“四渡赤水”过程中，红军不仅要面对复杂多变的地形和天候，还要与敌人的重重包围与追剿进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能否确保部队的安全、保护好随军的群众及其利益，是对红军领导和指挥层的重大考验。正因为此，红军的每一次决策和行动，都必须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这是其生存和胜利的根本。

1935年2月，红军在云庄、柏香树、镇龙山等地的行军途中，听闻当地百姓深受地主恶霸的压迫和剥削，生活苦不堪言。这些地主恶霸，如皇甫少云、傅冠卿、戴津全之流，他们不仅霸占土地，还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镇压任何反抗的声音。红军知道，要赢得人民的心，就必须为人民伸张正义。于是，在行军途中，红军决定采取行动，抓捕这些地主恶霸，让他们接受人民的审判。鱼化临时法庭的公开审判，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纠纷，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民心中播下了法治的种子。民众开始意识到，法律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而是保护他们权益的工具。这个实例也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法治的精神永远不变，那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保护人民。“四渡赤水”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的胜利，更是一次革命理想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的胜利。它为后来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即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能够体现人民的意志。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关系我们党依照宪法法律治国理政的宗旨、全面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出发点和落脚点，决定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依托的法治“为了谁、依靠谁”这一关键和核心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的分水岭。

三、从“走打结合”的路线运用看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我们借鉴了中国革命、建国及建设的历史　经验，认识到法治建设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条件下逐步推进的。这种法治实践的逻辑，即“实事求是”的法治途径，展现了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具体来说，法治之路的确立和发展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实践的必要。从革命时期的土地法、婚姻法，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宪法与法律体系的构建，再到改革开放期间的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这一切都体现了法治之路的特点。这种法治之路特色在于：它既尊重法律的权威，又强调法律的公正，既强调党的领导，又尊重法治的独立性，既突出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又注重法治实践的实效性。这种法治之路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独特性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四渡赤水”时期的实践，体现在“走打结合”的策略运用及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军事思想的逐步形成中。

在面临第五次“围剿”和湘江战役、土城战役等关键战役中，红军主要采用了“打”的策略，但常处于被动。随着战局的变化，红军领导层认识到，单一的守或攻已无法适应多变的战场。因此，他们开始探索“走打结合”的新策略，即在必要时刻进行战略转移，同时寻找反击的机会。白沙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得到了中央红军的广泛认同和统一。可以说，白沙会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重要环节，标志着红军战术的转变。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开始了机动作战的新模式，以运动战与敌人周旋，辗转腾挪于赤水河两岸，取得了“四渡赤水”的决定性胜利。白沙会议使中央红军在军事、政治、思想、后勤保障等诸方面做好了“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城的一系列准备。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确保了红军在战略选择上的正确性。他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为红军指明了方向，确保了红军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这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正确道路的思想，与今天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我们同样强调根据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探索和创新，确保法律体系和法治实践与时俱进，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保障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从革命队伍的锤炼与提升看“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队伍以其严谨的纪律、高效的执行力和深厚的民本情怀，铸就了一支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卓越的战斗作风的队伍。这些特质不仅在当时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独特风貌，也为后续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现代政法队伍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精神财富。

1934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强调了与破坏纪律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的重要性，要求红军士兵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得侵犯民众利益，不得侵吞民宅，不得违反禁令，不得强制购买。此外，还特别成立了纪律检查队，以监督部队的纪律执行情况。到了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后，抵达了黔北重镇遵义。红一军团在此任务中，发布了《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明确了11条入城纪律，例如：除政治机关、保卫局及军团与师的政治部外，其余部队一律不得进城。若因战斗需要进城，也只能执行消灭或驱逐敌人的任务，搜索与检查由政治机关和保卫局负责。1月7日清晨，遵义城外的民众看到红军战士们在寒风中，席地而卧，怀抱枪支。进城后，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颁发了《十二条口号及八项注意》，并要求全军严格执行。这些规定都与群众利益紧密相关，显示了共产党是解救民众于水深火热的正义之师。在如此艰苦的环境和紧急情况下，红军战士们依然保持严格的军纪，尊重当地百姓，甚至无条件地提供帮助。搭建起浮桥，成功渡河，这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是一项极不容易的成就。这一切都得益于红军将士们的智慧、创新和坚定的斗争精神，他们以实际行动确保了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有效落实。

一个有战斗力的队伍，必须是纪律严明、执行高效且爱民护民的。只有这样的队伍，才能在艰苦的环境下赢得民众支持，于绝望中获得作战胜利，进而实现长征的成功及中国革命的胜利。新时期的政法队伍，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学习和理解这些优良传统，将其融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用其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规范我们的行为。我们要以此为基础，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为人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颜　霞系泸州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舒　榕系泸州市委党校原三级调研员

冯永沁系泸州市委党校教务二科科长

　　　　　　　　　　　　　　　　　　　　　　刘　霞系泸州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助理讲师

黄丹丹系泸州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助理讲师